社会之良心:不应被遗忘的民国流浪儿童救助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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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连年战乱、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，儿童流浪乞讨现象严重，但也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群体成长起来，救助儿童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壮大。

  当然，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，但那些先驱的精神和经验，仍是今天值得借鉴的遗产。

  香山慈幼院 红叶林中永远的家

  北京香山如今是旅游胜地，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它几乎是慈善教育的代名词。发起这项事业的是熊希龄。他是晚清翰林，主张维新立宪，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理，因不满袁世凯独裁，不到半年就愤而辞职，彻底退出政坛。当时他已经44岁，本打算在天津隐居终老，但1917年夏，直隶一场大水灾改变了他的后半生。看到大批儿童和父母失散，甚至很多家庭把孩子扔在街头插标贩卖，熊希龄忍不住悲叹：“可怜这些孩子，他生下来并无罪恶，为何遭此惨累呢？”

  熊希龄回到北京，主持水灾督办处，同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资源成立了两所临时慈幼局，一所男校，一所女校，委托好友英敛之收留1000多名流浪儿童。灾情缓解后，大部分孩子被父母认领回家，但还有200多个孤儿没有亲人来接走。熊希龄决定，将临时学校扩建，开办慈幼院。

  北京城内没有可以开设慈幼院的大片土地和房屋，经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斡旋协商，前清内务府同意，出让废弃的香山皇家园林静宜园，即今天的香山公园。1920年10月，香山慈幼院开张，熊希龄任院长，他同时也是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。

  熊希龄希望香慈能够成为一所先进的现代学校，而不是儿童收养院。他邀请蒋梦麟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张伯苓等数十位著名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，还与蔡元培、陶行之等研究如何改进香慈教育。到1926年，香慈发展为包括六个分院的综合性慈善教育机构。一院为蒙养部，即幼儿园；二院为小学部；三院为中学和师范部；四院为职业教育部；五院为技工部，半工半读；六院为大学部。慈幼院学生中学毕业后如考取大学，该部负责为他们提供学费和解决各种问题。因为香慈教育先进，师资雄厚，连一些有钱人家也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进来。

  

  
  

  职业教育部是香慈的一大特色。该部设有农业、畜牧、养蜂、陶工、金工、织染、制鞋、照相、银行等职业班；还曾办过高级土木工程科、高级机械科等专业班。职教部不仅培养高级工程师，香慈中小学部的学生也都要到这里学习劳动技能，“按其身体之强弱而定工作之轻重，以发达其个性、本能及兴趣，为将来择业之基础”。

  香慈的老毕业生说，如果不是熊希龄，香山的红叶不会像今天这么繁茂。香山园林荒废期间，旗民常来砍伐古树。慈幼院成立后，不仅制止砍树，还发起植树节，每年组织师生植树护林。

  1949年，奥地利创办世界第一个国际SOS儿童村，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。香慈早在1934年就已开始这种实践。在与慈幼院孩子接触中，熊希龄发现，大多数孩子因为缺乏亲情温暖，性格孤僻，这个问题不是给他们良好的课堂教育和衣食条件就能解决的。熊希龄投资建立了十几个独立平房小院，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按家庭编制分配，十几个孩子一组，住进一个院，互称兄弟姐妹，家中安排一位女教师作为“娘”。熊希龄以“总家长”自居，设立家庭总部，邀请各家孩子来作客。

  熊希龄说过：“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。我觉得总是很悲观的。政治的罪恶，是不消说了。就是实业呢，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着良心对着股东的，所以我也灰心了……我只缩小范围，办我的慈幼院，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，把我当他们的父母，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，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。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。”

  1931年，和熊希龄并肩经营香慈的夫人朱其慧去世。为纪念亡妻，熊希龄将两人共同的财产全部捐给香慈，成立“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”，共有大洋近28万元，白银62000两。1935年2月，66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民国名媛毛彦文结婚，婚后毛彦文辞去教师工作，专职辅佐熊希龄经营香山慈幼院，老夫少妻共襄慈善，一时传为佳话。香慈董事会认为，熊希龄既已再婚，应将一半产业归还给他，以作日常家用，但夫妇二人都坚决拒绝。后来董事会决定，每月发给熊家800元生活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