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孕不育人数逐年增加 “送子”产业亟待法律规范

• 不孕不育人数逐年增加，人工受孕持牌诊所稀缺，“黑诊所”屡禁不止

  “送子”产业亟待法律规范

  近年来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不孕不育率持续上升，越来越多的夫妻难以达成“生孩子”的心愿。在快速增长的不孕不育患者中，以25岁至30岁的人群居多，这些正值生育最佳期的年轻夫妻一跃成为不孕不育的“主力军”。“25岁前不能要，25岁后要不到”，已成不少育龄男女的无奈。

  有医学界专家表示，目前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已达到10%~15%，“送子”产业迎来“大爆发”，但由于相关政策并未完善，人工受孕持牌诊所稀缺，某些观念还未转变，产业乱象也层出不穷。

  不孕不育患者的漫漫“求子路”

  “每次来检查，我基本上都是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。”今年29岁的陈女士结婚4年，一直未能如愿怀孕，今年4月开始到重庆一生殖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治疗。“刚开始不清楚状况，专家8点开诊，我7点30分左右到，结果专家号居然早就没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居然有人彻夜排队，为了能挂上专家号，我也只能早起了。”

  针对陈女士所说的这种情况，记者走访重庆主城几家医院的生育门诊发现：挂号处不到7点排满人，候诊室内座无虚席，专家诊室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而诊室附近不时传来抱怨声：“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排到。”等待过程中，一些患者互相交流起了她们所经历的“漫漫求子路”。

  受晚婚晚育、环境污染、工作压力、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、人工流产、生殖道感染等因素的影响，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。据统计，中国目前的不孕不育患者早已超过4000万，且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。

  对此，重庆一生育专科医院的护士长陈兰，可以说是见证了不孕不育人群的增长轨迹：上世纪80年代，不孕妇女非常少，一年门诊也不到20个人；80年代末期开始逐年上升；如今十几位看不孕的专家每天要看40~60个号，有时候加班加点还看不完。

  “送子”产业迎来大爆发

  走访中，记者注意到，一些来自重庆区县或者外省的患者，为了排队看病，就在相应医院附近的老旅馆里长期住了下来。这些房间内饰都很简陋，一张床、一个床头柜，外加一把椅子，这就算是全部“家当”，其价格最便宜的一天70元，贵的要150元，同时这些旅馆的老板还会给一些病人提供送餐、代跑腿等服务。而针对一些不孕不育患者，老板甚至会代售蛋白粉等滋补品和卖测孕棒。

  “今年是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30周年，也是‘送子’产业的大爆发时代。”业界专家表示，中国不孕症的发生率大概在10%~15%，也就是说每7~8对夫妇当中就有1对不能怀孕的，较20年前翻了几番。同时，不孕不育也成为人们选择试管婴儿、代孕等人工辅助方式的主要原因。强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这一产业的“繁荣发展”。有数据显示，在我国，需要辅助生殖助孕的育龄妇女大约有300万，每年约有10万试管婴儿出生。

  试管婴儿手术也有着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，即便如此，作为目前最有效的助孕手术，这项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操作的技术，迅速流行起来。2001年，原卫生部审核批准的可以操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机构只有5个，2004年增加为37个，2007年为102个，到如今也仅有400余个。由此，一些患者等候求诊时间少则几个月，长则一年多。

  有做过此类手术的患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“试管婴儿”分步骤分阶段进行，按阶收费，因此费用较高。通常情况下，初期，收费为3000元~6000元；取精取卵期，收费在万元以上，难度较大的情况下，甚至会达到2万元；着床期，收费约为1万元。再加上前后的调养费，这么算下来，总计约需要五六万元。

  试管婴儿往往与代孕绑在一起，如果女方自身条件不允许，代孕便是下一个环节。“代孕”一直存在于法律的“灰色地带”，其费用更是不菲。

  人工辅助生育还需政策“关照”

  “当前，不孕不育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，更是一个社会问题。”此前，成都送子鸟不孕不育医院副主任医师丁汝平曾表示公开，如果任其发展，不仅会影响到家庭和谐，还会影响社会劳动力平衡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。但要改变这种状况，任重而道远。

  事实上，随着育龄男女不孕率持续增高以及国家开放二孩政策的大背景下，试管婴儿、代孕等人工辅助生育手段的使用率也大幅上涨。不少业界人士认为，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，但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监管力度不够，造成了“送子”产业乱象频发，尤其是“地下”试管婴儿极其混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