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或不生：城市中产的二胎生育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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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

  一对身价三百亿的夫妇，为了还未降生的孩子，从早到晚趴在桌子上算育儿成本：从奶粉、纸尿布、磨牙棒到保姆费、学前班、补习班，再到车、房、婚礼。事无巨细，算了一天一夜。

  这是电影《西虹市首富》里的收尾一幕，他们将巨额财产倾囊捐出之前，还是决定预留一部分作为孩子的养育费用。

  夸张的背后，是为人父母者实实在在的焦虑，这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尤甚。

  城市各项育儿成本约束着人们的生育意愿，有的生完一胎就急刹车，有的想生二胎却顾虑重重。

  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之后，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，因为经济负担、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.5%、61.1%、60.5%。

  

  带娃上班。

  工作放一边

  周花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也是一位全职爸爸。

  9月19日上午，周花卷抱着一岁多的女儿“小饼干”，抱怨道：上班有星期六、星期天，病了还可以请假，每天带小孩，什么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

  小饼干正牙牙学语，嘴忙个不停，还一边吃薯条、鸡块，喝可乐……周花卷觉得，没有人比婴儿更难沟通的了，“如果我现在回去上班，肯定什么事都能做好”。

  1984年出生的周花卷是天津人，家中独子，200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后，选择留在上海工作。妻子馒头是他的校友，两人因学校动漫社结缘。馒头是上海人，也是独生子女，比他高一个年级。

  2009年1月，两人在上海结婚，三年后儿子出生。

  2015年，周花卷主动跟妻子馒头说，他想辞职做全职爸爸。那时儿子已经三岁，他觉得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里带小孩，这是为了让自己和小孩都成为更好的人。

  那时他在一家咨询公司上班，妻子在一家中日合资外企做成本管理。对比自己和妻子的工作后，他觉得妻子单位离家近，上下班方便，而且不用加班，工资也比他高些。2015年6月，周花卷辞职。妻子馒头对他的要求是：“你在家带娃可以，但挣的钱必须能养活自己。”

  他一边带孩子，一边兼职做科学新闻和评论，还会接一些软件开发项目，以及帮人翻译科技图书……加起来一年收入有二十几万元。

  周花卷辞职没多久，夫妻俩就商量生二胎，但一直不断摇摆，害怕怀孕、生产，小孩生病、不听话……一切又再重来一次。

  但生二胎是早就决定好的。他和妻子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孤零零一个人。2017年6月，女儿小饼干出生。

  多年来，李旸一直独自一人在深圳打拼，但生完第一胎，她就放弃了刚晋升的职位。

  2007年下半年，李旸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，从事外贸公司的市场营销，需要经常去国外出差，“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月”，她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。

  2011年结婚后，她照旧满世界飞。丈夫松子是江西人，在江西赣州开公司，两人结婚后分居两地——李旸一直想在深圳定居，但松子公司的业务无法在深圳开展。

 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，儿子出生，李旸休了半年产假，随后又回原公司上班。婆婆从赣州过来帮忙带小孩，松子也经常来深圳看她和小孩：有时候待几天，有时待一个月。

  有一次，李旸去秘鲁出差，去了一个多月。她“想儿子快想疯了”，担心他生病，吃不好、睡不好……

  儿子一岁多时，经常感冒发烧，婆婆和请的阿姨天天带他去打针，断断续续大半年不见好转。李旸看着很心痛，2014年上半年，她干脆辞职，专心在家里带孩子。那时她刚晋升为公司北美销售路线的总负责人，年薪二三十万元。

  李旸说，她辞职还有一层原因，就是考虑生二胎。一开始她并不想生“二胎”，儿子出生后，丈夫松子三天两头催，说“家里有两个孩子，对大人小孩都好”，最后她才决心生二胎。

  2016月6月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正式实行了半年，女儿顺利出生了。

  

  一年俩娃“估计要六七万”

  五天工作日，周花卷一个人在家带女儿，接送儿子；星期六上午，夫妻俩带儿子去上乐高课，中午在外面吃个饭，之后去孩子外公外婆家。其间，趁女儿睡着后，他们能单独跑出去溜达一圈。

  “这是一个礼拜，唯一一次可以两人单独出去的机会。”他说。到了星期天，他们又返回自己家，开车要大半个小时，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。

  此前，儿子周浩宇在小区上公立幼儿园，每个月学费两百多元，生活费两百多元，一个月一共约五百元。

  今年九月幼升小时，周花卷没有选择送儿子进私立小学，而是进了一所离家四五公里远的公立小学：没有学费，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