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应对“低生育”？

• 本报记者 周潇枭 北京报道

  如何应对“低生育”？

      在2016年正式放开“全面两孩”后，二孩对生育率提升的刺激效果，却只体现了一年时间。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，出生率为12.07‰。2016年，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，出生率为12.95‰。2017年，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，出生率为12.43‰。

      生育意愿降低——育龄人口数量下降——老龄化预期加剧，许多人为此担忧不已。然而，生育意愿低其实只是最终的结果，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生育以及养育成本高让许多人新生犹豫。如何降低大众，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成本？或许，这并不仅仅只是金钱的问题，还需要配套政策和设施的完善，从多方面进行推动。

      

  导读

      破解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，需要改善生育环境、降低养育成本，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，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。

      

      面对低生育率，政策应该如何抉择？

      8月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《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》一文指出，“面对低生育率，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”。

      生育作为家事，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。人口作为国家核心资源，需要有更长远的打算。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，已经先行出台鼓励政策。今年6月以来，辽宁、新疆石河子市、山西、湖北咸宁等多地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，包括对生育进行奖补、延长产假、加大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、提高儿童照料教育资源配置等。

      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，他们在生育政策选择上有分歧，但普遍的政策建议是，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，需要改善生育环境、降低养育成本，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，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。

      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？

      今年29岁在北京工作的张远（化名）去年底成为新手爸爸，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，不考虑生二胎。

      张远妻子在一家国企工作，生育险、生育报销都不错，但他表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，生产过程中孕妇和孩子的保障程度不够，综合经济、精力、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，养两个娃都不太实际。

      “只有在解决人性关怀的基础上，才会有积极的生育政策。”张远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有自己的期待。

      2018年初，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，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，比2016年减少63万。人口出生率为12.43‰，比2016年下降了0.52‰。2017年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，首次出现二孩占比超过一孩的年份，一孩绝对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。

      “二孩政策确实有效果。一孩数量下降有两个因素，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，二是生育率下降。大家低估了一孩生育率的下降程度，尽管对生育意愿下降是有估计的。原来我们做研究，一孩生育率指标基本不变，一般保持在接近99%的水平，我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，现在大概下降到90%左右的水平。”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
     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时，预计2017年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，当时保守估计新生人口数量在2000万，但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00万。2017年二孩数量有所回升，说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；但新生儿数量要低于2016年，在于一孩数量下降，一孩生育主体是80后、90后，预示晚婚晚育成为更大的趋势——生育总量在下降。

      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，“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，有过去堆积的因素，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，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，二孩比例会下降。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、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、生育意愿的下降等，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。”

      虽然生育意愿下降，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。2017年末，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.9亿人，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。其中，城镇常住人口有8.1亿人，占比接近59%。

      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，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？从宏观视角来看，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，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。

      王广州指出，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，包括年龄结构、区域结构等。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，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、社会负担加重，关键在于养老金、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。